发展为了人民

一个社会是否将淫秽或者出版物藐视视为犯罪，都不会改变这个社会的性质。

国家作为惟一合法的管制主体，通过各类、各级国家机构或者公营企业垄断公共事务的管理，不允许任何其他组织与其分享公共权力。在具体决策层面，纳米科技的发展需要与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等问题平等地加以考虑，这就需要把社会协商视为一个研发机构与实验室人员、制造商和工人之间平等互动的过程。

由于科技的进步，我们对风险的忍受度逐渐降低，一方面，民众希望政府积极介入，有效控制这些风险。政府在进行管制的时候，常常会因为追求某种目标而背离了公共利益。如果纳米材料被细胞线粒体和细胞核吸收，还可能引起DNA突变，诱发线粒体结构损伤，甚至导致细胞死亡。同时，正如之前的新技术一样，纳米科技的应用也面临着风险社会对其产生的新风险的检验。我们不仅受到知识的局限，而且遇到道德上的两难：我们既不能坐等纳米科技发展到出现问题且不可逆转时，再来评价并制定相应的规范来规制，又不能因缺少相应的知识和经验支撑，对一个还不确定的领域进行评价和规范，同样也面临着道德风险。

[8]这些不确定性及风险既是对纳米科技发展的挑战，也是对伦理和法律的挑战。它在有效诊断和治疗疾病、攻克癌症、帮助再生或修复受损组织方面，在清洁污染、节约能源、增加能源生产效率、提高硬盘数据存储密度、使晶体管更精密高效方面，为航空、宇航、运输工具提供更轻、更坚固的材料方面，在设备小型、微型化等方面都取得过惊人的成就。在风险社会中，控制逻辑的失效已经被证明和被感知。

然而，若所要处理的问题是一个全社会功能系统分出的话，那么唯有采纳单一功能的作法，才会带来明确的结果。素来以体系性、严密性著称的德国公法，一直是大陆法系国家学习的典范。另一方面，当人们发现其对行政法的期望并未能实现，相关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反而滋生了新矛盾时，又对行政法口诛笔伐，呼吁新一轮行政法的变革。如果能够清楚地区分行政法规范与认知两个层面的差异与联系，行政法学完全可以获得一种具有穿透性的内部视角，从而兼顾行政与行政法关系的两重维度。

大桥洋一用比较研究法细致地考察了德日两国行政法学与行政学的分化与融合论题。这意味着法律系统是有学习能力的。

实际上，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法律的严格二值符码化，一开始看起来仅具有极低的或然性，欧洲的传统，正好在这点上凸显了其特色：人们在法律中安置了一个二阶观察的层次，由此出发，他们并不是要去对直接的规范投射进行调解，而是使这些规范投射从属于进一步的区分之下。信息是沟通建构出来的东西，而非意识系统的运作。[14]英译者将德语中的Funktion和 Leistung分别对译为 function 和Performance，参见 Law As a Social Syst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p167.[15] [日]大桥洋一：《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革》，吕艳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8页。不管怎么跨，法学最终是用规范的正当性，而不是用数字、图表、公式来说服人。

长久以来，我国行政法学未能很好地区分开行政与行政法的关系。[15]现代行政学具有行政的社会学的性质。正如施托莱斯教授（Stolleis）指出的那样：两个学问唯一的共同之处仅限于都以行政为其研究对象。所谓规制国的悖论，是指一些规制的目的本身是正当的，但由于选择了不适当的规则方法与策略，导致规则目的无法实现，被‘自我挫败。

[4]而在沃尔夫( Hans J. Wolff)、巴霍夫(Otto Bachof)和施托贝尔(Rolf Stober)的《行政法》中连行政的概念都未提及，而是直接罗列公共行政的种类、行业、范围、主体、历史类型。[5] [德]汉斯·J．沃尔夫等：《行政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2页。

[19]沟通虽然涉及心理系统，却不能被归结到单一的主体。在现代功能分化的社会语境下，徒法不足以自行完全可以解释为，人们对法律的成就或作用的期待其实是法律不能单独完成的。

[17]换句话说，行政法学对行政的关注集中于规范层面，而行政学则关注行政的事实层面。法律体系既然有所‘给，也会有所‘取。遗憾的是，目前的实际情况确是人们对行政法抱持一种错误的矛盾心态。[11]虽然人们可以据此功能再进一步推出各种所谓次功能。即便不考虑法律，这些目标本身的实现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这又表现为在系统纲要的基础上，法院的决定是否具有可预见性。

在他那里，实用主义优越于怀疑论调，然而，关于法律与行政的外部关系问题却被回避了。毕竟公法学一直都需要其他学科的知识，而且也从未放弃过向其他学科学习。

[10]但对缺乏规范性特征的中国行政法而言，这种语境中的行政法研究加剧了行政法边界和功能的疑惑。在卢曼看来，法律系统的功能在于使规范性预期稳定化。

而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行政法被一些法学家称为以司法为中心的行政法，它区别于以行政为中心的行政法。只有法律才会运用这样的编码形式，也只有采取这一符码形式的沟通才是能够被法律所识别的沟通，从而成为法律沟通。

[3] 参见[德]歇尔·施托莱斯：《德国公法史（1800-1914）》，雷勇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10-514页。例如，目前受追捧的规制领域就存在着所谓规制国悖论（Paradoxes of the Regulatory State）。大桥洋一的结论是今天的公法学需要行政学知识。[11]卢曼特别指出行为的调控和冲突的解决都不能作为法律的功能。

否则法将不法，法律的功能不能实现，一个社会也很难良性运转。Close and Open: Dual Natur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Administr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Liu yi(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 The inner view is necessary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ministration and law, which means that the practice of administrative law should hold the open cognition and maintain the closeness of legal norm.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way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 of administr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The administrative law maintain the closeness by the means of coding, and achieve the cognitive openness by the means of programming.Key word: Niklas Luhanmm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Coding Programming注释:[1]刘艺：《行政法的知与无知》，《宪法与行政法论坛》第三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

关于行政与行政法关系的论述在该书第三编客观行政法第一章行政与法中出现。参见[德]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而行政法的功能就只能是稳定在行政领域的规范性预期。试想，如果一个社会在法律没有自主性，一味强调法律为政治、经济服务，或者完全不顾法律的自主性，而频繁用政治、经济系统的标准干涉法律运行，又如何侈谈法治。

只有综合这三个选择的效果，才有沟通。这种理想关系是行政法学应当研究行政法，行政学应当将行政作为其研究对象。但就整个系统运作来说，这种开放必须有益于系统的自我生产。功能式分化则更适应当代社会复杂性的急剧增长。

规范体系下的行政法是机械性的，而语境中的行政法关注了行政法运作于其中的环境。三、封闭与开放：行政法系统的二重性既然内部与外部视角对说明行政与行政法的关系都存在盲点，我们就采取一种有穿透力的内部视角来说明两者的关系。

而大桥洋一的研究有意无意地放弃了行政法学独特的规范立场，选择了从行政的实证和事实层面对行政法予以外在视角的观察。[17] [日]大桥洋一：《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革》，吕艳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页

就我个人来看，即便是一个伟大英明的党，偶尔犯错误也是正常的。刚才两位老师的发言，我听后很受启发，基本观点都赞同。